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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柏坡,新中國從這里走來

     
    信息來源: 老促會   發布人: 管理員   發布時間: 2009-06-15 11:10:30

    據史料記載,西柏坡始建于唐代,因村北嶺上柏樹而得名。原是太行山東麓,滹沱河北岸的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山村。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中歷經千年沉寂,因在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令世人矚目。

    1947年3月29日,在陜北清澗縣棗林溝,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討論中央機關的分工及行動問題。會議決定,將中央機關分為兩部分:中央前方委員會和中央工作委員會。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組成中央前方委員會,率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繼續留在陜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工作,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工委),劉少奇為書記,率部分中央機關干部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托的日常工作。

    會后,劉少奇和朱德等東渡黃河到達晉察冀解放區。應晉察冀領導的請求,5月10日,劉少奇即致電黨中央,建議中央工委留在晉察冀。中央當日即復電同意。

    中央工委留駐晉察冀之后,面臨著一個駐地的選址問題。中央工委對西柏坡一帶的村莊,進行了多次詳細勘查:一是西柏坡所在的平山縣,是太行山和華北平原交界處,交通便利。二是能攻能守,可進可退。三是具有可靠的群眾基礎,群眾覺悟高,民風淳樸。四是土地肥沃,物產比較豐富。

    西柏坡村最終走向歷史前臺還有另外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柏坡一帶村子較為集中,洪子店、東西黃泥、郭蘇等村子與西柏坡連在一起,可以安頓其他中央機關。二是安全問題比較有保障,因為西柏坡村子較小,后面有小山可防空,并且離周圍村子有一段距離,便于保密。三是住宿條件好。西柏坡當時許多房子被日本鬼子燒了,但地基很好,便于建設修復。于是,1947年7月,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辦公。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率中央機關和解放軍總部由陜北吳堡縣的川口東渡黃河,5月26日來到西柏坡。

    在西柏坡,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會議,頒布了《土地法大綱》,在解放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在西柏坡,黨中央組織指揮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消滅和改編了國民黨軍隊154萬余人,大大加速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在西柏坡,召開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政治上、理論上、思想上為籌建新中國作了充分準備,奠定了新中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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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戰爭形勢的迅速發展,建立什么樣的新中國、如何建設新中國的重大問題逐步提到了黨的議事日程上來。

    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第一次公開提出了“聯合工農兵學商和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綱領。但是,對于何時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問題,此時并未列入黨的議事日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響亮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由此拉開了籌建新中國的序幕。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九月會議”)上,毛澤東說:中央政府的問題,十二月會議(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陜北楊家溝村召開會議,史稱楊家溝會議)只想到了這個問題,這次必須作為議事日程來討論。至此,建立新中國、成立聯合政府進入了具體討論和研究階段。九月會議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開)全面規劃了新中國各項方針政策及實現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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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在提出籌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時,就開始著手建設全國性的政權,解決組織什么樣的政府,如何組織等問題。石家莊解放后,華北地區有了一個鞏固的大后方,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1948年9月華北人民政府在石家莊成立。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為建立新中國積累、探索管理和建設經驗,為新中國政權建設奠定基礎,成為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雛形。

    1948年8月召開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大會形成了人民代表的界別比例選舉制,召開預備會和選舉主席團制度,代表資格審查制度,政府、軍事工作報告和各項法律、條例草案的說明制度,代表提案制度,各報告、建議和草案的審查委員會和提案審查委員會制度,政府委員選舉制等一系列新型體制,這些新型體制,奠定了新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各項具體制度的基礎,成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前奏。

    《華北人民政府組織大綱》規定了設立政府委員會,并規定由本屆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后舉行之華北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還規定了政府主席、副主席的產生方式,以及政府須根據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及華北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施政方針及決議案制定實施條例及規程等。這些重要規定被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吸收。因為經驗比較成熟,1949年10月毛澤東發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的許多機構,應以華北人民政府所屬有關各機構為基礎,迅速建立起來。

    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和華北人民政府,不僅廣泛吸收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而且賦予他們充分的職權,真誠采納其正確意見。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民主人士有166人,占近三分之一。大會主席團成員33人中,民主人士有14人。在27名政府委員中,民主人士有8名,并擔任了許多重要職務。

    華北人民政府成立后,華北局健全了各級黨委制,確立了各級黨委與政府的正確關系,既保證了黨對重大問題的絕對領導,又保持了政府工作的自主性。基本糾正了黨政不分、黨委包辦代替政府工作的錯誤。要求有一個黨委的正確領導,并要求有一個強有力的華北人民政府。

    華北人民政府是由游擊式過渡到正規式的政府的試驗。相關部門,制定了多項法規、法令和辦法。據不完全統計,在短短13個月里,華北人民政府所頒布的“訓令”、“法令”、“條例”、“規章”、“通則”、“細則”和“辦法”等,就有100多項,幾乎涵蓋了支援前線、經濟建設、金融財政、工商管理、公安司法、礦產保護、教育文化、文物保護等各個領域,為即將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從法制上做了必要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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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柏坡召開的九月會議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創造性地構筑了符合中國國情國體、政體、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國家體制及制度。

    新中國的國體即人民民主專政,這是我黨的立國之本。它創立于九月會議,確立于七屆二中全會。在九月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指出,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和蔣介石政權不同。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分析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基礎,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革命知識分子,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必須團結和爭取的力量。

    也是在九月會議上,毛澤東認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應該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都應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在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報告中,分析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特點,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資產階級議會制和列寧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區別。從此,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體制被確立下來。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紛紛響應,并通過不同渠道來到解放區,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1949年1月22日,陸續到達解放區的55名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宣布:愿在中共的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此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起草修改了《共同綱領》、《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等綱領性文件。9月21日,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標志著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的確立。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幾千年的交錯聚集、雜居和民族融合產生了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1947年10月,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向全國人民宣布了中國共產黨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1949年2月毛澤東接見蘇共中央代表米高揚時說,既要反對和防止大漢族主義,同時又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這兩者是妨礙和破壞民族團結、共同發展的禍根子。這個思想被吸收進《共同綱領草案》。可以說,此時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的醞釀和成熟時期,并作為新中國建立以后的一項基本的政治制度加以確立。

    在九月會議上,劉少奇詳細分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結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這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其他還應該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小生產經濟等。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對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地位、相互關系作了精辟的分析概括。《共同綱領》正式確定了五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結構,并對各種經濟成分的性質、地位、相互關系及國家對其實行的政策作了詳細規定。

    “另起爐灶”是新中國外交思想的核心。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指出,我們不能承認這些國家(指美帝國主義等)現在派在中國的代表,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內政。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決。1949年2月,毛主席形象地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子太臟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么都有。我們要在建立外交關系以前把‘屋子’打掃一下,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邊倒”政策,是中國革命幾十年的經驗和當時國際局勢結合的產物,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最重要的外交方略。1948年11月,毛澤東特別指出“中國共產黨就是依照蘇聯共產黨的榜樣建立起來和發展起來的一個黨”。

    不僅如此,黨中央在西柏坡為新中國的建立做了諸多其他工作,如提出新中國要走工業化道路的思想,起草了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確定把新中國的首都定在北平,發行了第一套人民幣,創辦了《人民日報》,創辦了馬列學院、華北軍政大學等,為創建新中國做了大量準備。

    1949年3月23日,黨中央遷往北平。同年10月1日,新中國在北平成立。可以說,新中國奠基和創立于西柏坡,成立于北平。

    由此,新中國從西柏坡走來。

    如今,西柏坡以其卓著功績彪炳史冊,在河北大地樹起一座不朽的豐碑,以“兩個務必”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也成為紅色文化的重要象征,成為傳承民族精神的重要內涵,成為后人瞻仰、汲取精神財富的革命紀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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